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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民革山西省委、山西省台办、运城市政协主办，民革运城市委、运城市台办、运城学院、解州关帝庙文管所、运城市海外联谊会承办的“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座谈会在运召开。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建明以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关帝信仰为例，详细介绍了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超越宗教形势的单一、超越民族和种族隔阂、超越纲常伦理禁锢和社会阶层分化的显著特点。他认为，在新时代，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对于规范人们行为、凝聚民族精气神、重构社会价值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公信仰的普遍性

关公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尤其是在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面对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外族入侵和各种思想文化竞争，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在信仰和文化的选择上产生了两难。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信、勇”等传统文化精神与明清时期皇朝在首都不断升格的神化关帝信仰的交织，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特殊的信仰文化氛围，也造就了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特有的关公信仰特色。

何建明介绍，明代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的湖广临湘人沈榜在其《宛署杂记》中提到当时北京著名的关帝庙有五十一处。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关圣庙遍天下，而京师尤胜”。清末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也明确提到关帝庙的记载有近四十处。到了民国时期（1912~1949年），北京地区的关帝庙数量就远不止明清时期的数量了。关帝庙在全体寺庙（传统佛教、道教、儒教和各种民间信仰场所）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在北京地区几乎没有第二种佛菩萨或神灵可以超过关帝而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崇拜和信仰，由此反映出这个时期关帝信仰在北京地区非常普遍，尤其是在社会民众当中，信仰关帝的人非常多。

关公信仰的包容性

通过查阅各种史料和调查研究，何建明总结出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关帝崇拜和关帝信仰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首先，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关帝崇拜和信仰虽然非常普遍，但并不排斥中国传统的其他信仰对象，而是广泛地与各种信仰对象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关帝信仰和关帝文化的无限包容性。

何建明告诉记者，位于北京内二区安福胡同69号的倒座关帝庙，始建年代不详，清道光十年重修，坐南朝北，有山门殿、关帝殿、观音殿等，里面供奉着关帝、观音、鲁班和天仙、眼光娘娘等。鲁班被看作是土木建筑的鼻祖，也是戏班的祖师。建筑无疑是中国社会中最常见的工业活动，而戏班则是最常见的戏曲组织形式。眼光娘娘是华北地区历来较为流行的道教女仙信仰，也称为眼光圣母惠照明目元君，又称眼光明日元君、眼王奶奶、眼光圣母，是道教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其根本道场在五岳之尊的东岳泰山。在民间传说之中，她是一位专职负责医治民众眼疾的女仙，手托着一只大眼，象征明目去眼疾，是道教中的重要女仙之一。

很显然，在关帝庙中供奉着这些不同的菩萨和神仙，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民众的不同信仰需求。关帝庙供奉什么并不取决于独尊关帝信仰，而是如何尽可能地满足信众的不同需求。

其次，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关帝崇拜和信仰，并不局限于哪一个宗教形式，而是归属于能够满足最广大信众不同信仰需要的任何一种信仰形式。这种不局限于某种宗教形式的关帝崇拜和信仰，不仅显示出关帝信仰超宗教形式和超信仰形式的特点，而且表明了关帝信仰不只是普及于一般的民众，也为官宦巨贾及村社组织所共同追求。

第三，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关帝崇拜和信仰，并不局限于关帝庙或关公庙，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宗教或信仰场所，关帝实际已成为当时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精神信仰。

何建明说，以北京内五区烟袋斜街八号的龙王庙为例。该庙又称三财龙王庙，在清乾隆《京城全图》中就有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上世纪30年代该庙仅存殿房一间，木额“义气凌云”，供奉龙王坐像一尊、文武财神各一尊，还供奉着关帝泥像一尊。这里的关帝崇拜与其作为财神的崇拜是分开的，但从木额来看，“义气凌云”显然不是说的龙王，而是关帝无疑。关帝在龙王庙已经喧宾夺主了。

关公信仰的时代性

何建明说，民国时期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时，各种文化思潮竞相争夺话语权，许多中国人都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挣扎：到底是拥抱西方，全盘西化？还是回归传统，抗拒西方？抑或将优良传统与现代文明相结合？面对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大势，进入民国社会的中国人不可能走回头路，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毫无现代意义？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传统已经不合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答案是否定的！何建明说，吴佩孚这位清末秀才、军人，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是民国时期京冀鲁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具有忠义仁勇精神的关公。他认为中国必须坚决捍卫宪政，并认为只有用关公的精神才能真正捍卫宪政，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他曾于1926年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秀才抱定护宪宗旨，且生平好读春秋，崇拜关公，近复自书一联，悬于长辛店驻节之所，句为‘政遵法制无二议，义守春秋第一人’”。

吴佩孚虽然只是一例，但是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社会动荡、救亡图存之时，中国人要求以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来发扬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现代文明构建的强烈愿望。

如今，关公信仰和关公文化已经超越宗教形式的单一、超越民族和种族的隔阂、超越纲常伦理的禁锢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凝聚民族的精气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必将焕发新的生命力。